高岛菊次郎、土屋计左右与钱瘦铁

日本近现代实业家、收藏家高岛菊次郎出生于日本福冈，斋号有守中、槐安，与中国渊源颇深，从1925年的委托刻印到1943年高岛回日，这期间高岛菊次郎和中国知名书画篆刻家钱瘦铁的直接交流从未间断。另一位和钱瘦铁有过深入交流的日本实业家土屋计左右在上海生活长达十四年。在一封土屋的儿子计雄写给钱大礼的信件中可知，土屋计左右收藏了钱瘦铁的画作和篆刻作品。

本次叙述两位与中国书画界有深厚联系的实业家，即高岛菊次郎、土屋计左右，以及他们与钱瘦铁之间的交流。

一、与高岛菊次郎（1875－1969）的交流

（1）关于高岛菊次郎

在近现代书画界，受益于高岛菊次郎的“槐安居收藏”的极多。高岛菊次郎出生于日本福冈，斋号有守中、槐安，写俳句诗时则用木鬼，晚年几近失明后改号为盲鬼。高岛与中国渊源颇深。据《高岛菊次郎略年谱》等资料，他于15岁时正式开始学习汉学，26岁开始在大阪商船（中国香港代理店）工作，30岁后作为代理店长任职于三井物产台北分店，后又担任大连三泰油坊经理。1912年（38岁）时，他加入了王子制纸公司，此后在该公司身居要职，并于1938年（64岁）时成为该公司董事长。1943年（69岁）时，高岛赴上海担任华中振兴会社总裁，1945年离开上海。高岛于1969年逝世，享年95岁。

高岛在将近不惑之时开始收藏书画，共耗费20多年，所收集的逸品书画多达数百件，形成了“槐安居收藏”。1965年春，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东洋馆即将开馆，高岛菊次郎将自己珍藏的中国书画和碑拓法帖等277件藏品捐赠给了该馆。高岛去世后，其亲属继续进行捐赠，目前捐赠总数达到345件。

高岛除了收藏之外，也将临摹作为自己日常必修课，对书法造诣颇深。他谈到中日书法的不同，指出：“日本人的书法与中国人的书法完全不同。不仅是执笔法，书写时最根本的情感表达也有所差异。中国人写字时沉稳而不急躁，而日本人虽然也有坚韧的一面，但性情更为急躁。这种性格差异必然反映在书法的表现上。日本人所写的草书字迹急躁奔放，而中国人的草书更为稳重，看似奔放却又不失稳重，这正是草书的独特之处。”（高岛菊次郎《书法与国民性》《随想录》1967年，第148页）高岛作为一名收藏家和实践者，对书法的深刻见解确实值得思考。

（2）高岛菊次郎的自用印

关于钱瘦铁与高岛菊次郎相遇的具体时间，目前尚无明确的记载。从西泠印社2018年春季拍卖目录《文房清玩・田黄暨槐安居藏印专场》等资料来看，我们可以了解到钱瘦铁为高岛菊次郎所刻的印章（图1）情况如下（表1）。

图1 钱瘦铁刻高岛菊次郎自用印

钱瘦铁刻制的高岛菊次郎自用印（包括对章）共计十四枚，其中带有年款的最早的一枚印章边款为“乙丑十月”，即1925年11月下旬。迄今为止，仍未能找到两人在此之前的交流痕迹，因此暂定他们相识的时间最早为1925年。当时高岛菊次郎五十一岁，钱瘦铁二十九岁。

（表１）钱瘦铁为高岛菊次郎所刻印 （该表格作者根据西泠印社2018年春季拍卖目录《文房清玩・田黄暨槐安居藏印专场》以及钱瘦铁相关印谱等资料制成。）

图2 钱瘦铁扇面 局部

图3 槐安居主间图册页

根据《申报》（1925年4月20日）报道，1925年4月21日和22日，钱瘦铁在上海文监师路（现塘沽路）的日本人俱乐部举办了展览，日本画家桥本关雪也参观了此次展览。同年，应桥本邀请，继1923年和1924年以来，钱瘦铁于10月再次访日，这是他第三次来到日本。钱瘦铁曾于1923年在京都、明石举办个人展，于1924年在银座松屋再次举办，并受到了桥本等人的推荐，在日本文化界逐渐广为人知，这也让当时对书法有兴趣的高岛菊次郎得以知晓。从钱瘦铁为高岛菊次郎刻制的印章边款来看，之后在1929年秋、1931年夏钱瘦铁每次访日时，高岛几乎都会委托他刻印。此外，1929年钱瘦铁还为高岛菊次郎制作了扇面（图2），并绘制了《槐安居主间图》册（图3）。在此之后，高岛菊次郎与钱瘦铁一直保持联系。1943年3月，69岁的高岛作为华中振兴会社总裁赴任上海，两人的交流之后也未中断。

（3）文墨交流

当时，《申报》上多次报道了高岛菊次郎将作为华中振兴会社总裁赴任上海的消息。高岛抵达上海后，最初住在靠近花园桥的百老汇公寓，之后搬到了法租界的海格路总裁公馆。

栖原文子回忆了高岛在公馆的生活情景：“从军官到政府官员，再到民间要人，以及中国的知名人士，这些对艺术有深厚兴趣的人们齐聚一堂，接待次数是相当多的……在公馆的二楼一间铺有榻榻米的房间里，高岛先生经常与中国的文人墨客们交流，讨论诗歌和绘画，也常常在此书写。”（《槐安乐事》，槐安居春秋刊行会，1970年，第88页）从高级官员到文化人士，许多人聚集于公馆，形成了一种中日友好的沙龙氛围。钱瘦铁也经常拜访高岛，加深了彼此的老交情。

高岛的次子泰二（1912-2011）曾与父亲一同居住在上海，由于在日本陆军队工作，战后作为战犯被拘留，直到两年后，即1947年才从东京的巢鸭监狱获释。

钱家藏有一封高岛泰二在1992年11月17日写给钱大礼的信件，信中用中文回忆了当时与钱瘦铁的交流：“…当时我也在上海，经常在海格路的家父公馆与瘦铁先生见面，并经常在一起聚餐。五十年前的事一想起，真是太值得怀念。以前，家父把鉴赏中国画作为最高的乐趣。尽管忙，但与瘦铁先生议论起中国艺术，是他最高兴的时光。……贵信中所提到的家父七十诞生之贺画，我没有发现。同封的复印件中家父似一位中国的文人，实在是感慨无量。有机会真想拜见一下此肖像画。”

然而，当时年过八旬的高岛泰二并未能看到这幅肖像画，该作品也未曾公开。

（4）未能送达的自画像

上文中高岛泰二写给钱大礼的信中提到的“家父七十诞生贺画”，这幅画至今仍藏于钱家。该画由沈子丞和钱瘦铁合作完成，名为《高岛菊次郎像》。（图4）

图4 沈子丞 钱瘦铁 高岛菊次郎像

画中的高岛菊次郎身着和服，戴着帽子，坐姿沉稳，目光远眺。画作用淡墨细腻勾勒出清晰的人物特征，背景中绘制了粗壮的树干与树根，以及郁郁葱葱的树叶，为高岛的形象增添了几分生动感。

钱瘦铁用隶书为画作落款：“槐安居士七秩造像。癸未冬。子丞画。叔厓补景”。七秩指七十岁，癸未为1943年。子丞指的是沈子丞（1904-1996年，浙江嘉兴人，曾任上海中华书局图画部主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擅长人物画）。叔厓为钱瘦铁的别号。当时高岛菊次郎69岁。钱瘦铁或许打算等到第二年再将画像送出，但未能如愿，画作最终留在了钱家。随着日本战败氛围的加剧，两人的交流也逐渐变得困难。

图5 吴让之 包世臣像

1945年，高岛菊次郎撤离上海，战后被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开除公职。1946年钱瘦铁再次来日时，因彼此立场变化已无法会面。西岛慎一先生在《风姿花传》中提到了一个围绕吴让之画作《包世臣像》（图5）的佳话：“那场悲惨的战争结束后不久，有一位中国人访问了西川宁先生，……原来是位旧相识—篆刻家钱瘦铁。钱先生草草打了个招呼，便拿出了用报纸包的一件包裹。‘这是槐安老先生离开上海时寄存在我这里的东西，如今他被开除公职，我作为占领军不能去找他，所以我把这些托付给您’，钱先生说完从包裹里拿出了吴让之的《包世臣像》。……所幸钱先生思虑周全，这件作品才回到了槐安老先生的手中，后来被收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西岛慎一《风姿花传》，艺术新闻社，2015年，第54页）

即便是动荡不安的时代，这份通过书画传递的坚定不移的友谊，以及钱瘦铁信守不渝的品格依旧为人传颂。

从1925年的委托刻印到1943年高岛回日，这期间钱瘦铁和高岛菊次郎的直接交流从未间断。在战时严峻的环境下，两人的艺术讨论一定十分精彩。而这对于公务繁忙的高岛菊次郎来说，与钱瘦铁的交流无疑是难得的休息时光。

二、与土屋计左右（1888-1973）的交流

（1）关于土屋计左右

土屋计左右于1912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商业学校（现一桥大学），之后入职三井银行。1916年，随着三井银行上海支行的设立，他被派往该支行工作，1921年成为该行行长，1930年回日后晋升为总店外国营业部长。1940年，他参与了第一酒店的创立，并在同年9月成为董事长。他是小说家谷崎润一郎的同学，并且是将钱瘦铁介绍给谷崎的人。

图6 王一亭赠土屋左右计画

土屋计左右在1916年至1930年间长达十四年的上海生活中，很早就开始与上海书画家做交流。从目前流传下来的作品来看，土屋计左右与中国书画家的交流最早可以追溯于1921年王一亭赠送给土屋的一幅画作（图6）。而关于土屋与钱瘦铁从何时开始交流，具体日期不详，但应该是在1916年钱瘦铁刚参加海上题襟馆活动不久之后。

此外，1935年11月15日，上海医生徐小圃在访日观光时，带来了包括《怀素小字千字文》在内的三十余件展品，在晩翠轩三楼展出，土屋与桥本关雪、河井仙郎等人一起，列名为该展览的发起人。（“上海医师带来一字千金神书 《怀素小字千字文》原本”《朝日新闻》，1935年11月7日）可见土屋一直与中日文墨界的各位中心人物保持联系。

（2）与上海书画家的交流

《申报》上记录了土屋计左右与钱瘦铁之间的一些交流活动。

第一项是1929年11月10日在上海的六三园举行的吴昌硕逝世三周年纪念活动。在王个簃的“安吉吴昌硕先生己巳追荐会纪事”（《申报》，1929年11月22日）一文中，提到土屋为出席者之一。虽然文章中没有提到钱瘦铁的名字，但当时已回国在上海的钱瘦铁很可能参加了这一活动。

第二项为次月，即1929年12月13日和14日，预定在上海的每日新闻社三楼举办的《中日画家联欢绘画展览会》（《申报》，1929年7月9日）。该展览以仓桥西峰、渡边晃堂的作品为中心，展出了中日现代书画家的数十幅作品。土屋计左右是发起人之一。虽然文章中未提到钱瘦铁的名字，但他应该参展了。

此外，据马孟蓉在1929年12月于上海举行的桥本关雪欢迎会相关报道中写道，“日宾土屋计左右及其夫人”即土屋夫妇参加了该活动。（马孟蓉，“欢宴日本画家桥本关雪记”《申报》，1929年10月11日）。12月11日，桥本关雪与夫人一同从大连来到上海，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同仁们为其举办了欢迎会，桥本于次日返回日本。欢迎会于汪英宝（1897-1971，《时事新报》总经理）的延赴大西路私邸举行。日方参加者以桥本及其夫人为代表，包括土屋计左右及其夫人富美子、泽村幸夫（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田中喜平（在上海经营旅馆胜田馆）等，中方包括任菫叔、谢公展、张善孖、王济远、张辰伯、钱瘦铁及其夫人韩秀、孙雪泥、郑午昌、许徵白、王个簃等四十余名书画家参加。

钱瘦铁

中国参与者中，只有钱瘦铁会说日语，其他人则通过书写交流。座席上纸张纷飞，似蝶飞舞，任菫叔、王个簃相互对诗，谢公展、王济远则讨论画作。宴会从王一亭的致辞开始，“合作精美。关雪翁最喜乘兴挥毫，此次与海上书画家。聚着一堂。不可不结墨缘叩留纪念，瘦铁已备纸笔……”（马孟荣，“欢宴日本画家桥本关雪记（上）”，《申报》，1929年12月11日），并乘兴举行了书画会。

马孟蓉在文中还叙述了钱瘦铁在此次活动中的活跃表现：

“瘦铁周旋忙、此宴会虽为同仁所发起。而瘦铁实为主干。接洽招待。多瘦铁任之。其夫人步伊女士。则招待女宾。瘦铁虽能日语。然尚须作手势以助之。一方握笔挥洒。一方则口讲指画”（马孟蓉，“欢宴日本画家桥本关雪记（下）”，《申报》，1929年12月13日）。

钱瘦铁是接待的负责人，其妻韩秀则负责接待女宾。尽管钱瘦铁懂日语，但他仍通以手势示意，在书画会上一边挥笔一边向服务生发出指令。

1930年，土屋计左右回国，但在11月5日，上海日本总领事重光葵于其私邸中举行了土屋的欢送会。中方的参加者包括王一亭、黄宾虹、钱瘦铁等“艺术界名流”齐聚一堂，盛大举行。（俞剑华“重光饯土屋”，《申报》，1930年11月9日）

作为回礼，土屋于11月26日在上海的日本人俱乐部中邀请了三百人举行宴会。马孟蓉根据土屋在上海的功绩记录道：“留沪任职十有四年。竟敢谦和。彬彬尔雅。与吾华人士交誼甚笃。且雅好书画。举凡关于发展中日艺术之举。氏尤提倡不遗余力。中日艺术同志会之成立。氏赞助之力居多。近奉总行命。荣调回归。艺术同志会公饯之于梓园。复各作画一叶。精装成册。以赠别。昨日氏答宴于日人俱乐部。邀请海上各界峻流旧雨。及艺术同志。借以话别……来宾约三百许人。中日各一半。济济蹌蹌。极一时之盛”（马孟蓉“俱乐部欢宴记”《申报》，1930年11月27日）。

同文中记载的“册”页现今留传至日本。同时，从这场规模庞大的三百人宴会中也可以窥见土屋在上海文墨界的地位。

浅野泰之的研究表明，中日艺术同志会于1930年4月以王一亭、狄平子、土屋计左右等人为中心成立，旨在“研究东方画并促进中日画家的友谊”。会员包括钱瘦铁、赵叔孺、吴东迈、王个簃等。

（3）新资料“土屋计雄致钱大礼信件”

关于土屋计左右对钱瘦铁的记载几乎没有。尽管两人有如此深入的交流，至今却还未发现土屋计左右收到钱瘦铁刻制的印章。但是，可以从土屋的儿子计雄（1921-1989，曾任第一酒店总裁，日本酒店协会会长等职）于1984年12月3日写给钱大礼的信件中看到两人交流的一部分。相关内容如下：

“钱瘦铁先生，我记得很清楚。日中战争开始之前，钱先生在日本逗留中，住在我家半年左右。关于钱先生，先父曾经跟我谈了许多。时至今日还令我怀念。上次访问中国的时候，我到了上海艺术院参观。在那儿，我谈了谈对钱瘦铁、王一亭、吴昌硕诸位先生的怀念的话，对方很感惊讶。当时他们告诉我，钱先生曾经是该艺术院的重要会员。日中战争期间，没有钱先生的消息，先父也在担心。可是后来，他听到了钱先生在中国很活跃，感到欣慰。我有钱先生的几张画儿和篆刻……”（土屋计雄致钱大礼宛书简，1984年12月3日）。

土屋计雄出生于上海，1930年与其父土屋计左右一同回到日本。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钱瘦铁在土屋家居住约半年之久，这一信息之前在《钱瘦铁年谱》中却从未被记录，此次提供了补充。此外，虽然印文和数量尚未明确，但从这封信可知，土屋计左右也收藏了钱瘦铁的画作和篆刻作品。

钱瘦铁除了为文中所述的两人刻印外，还为渡边湖畔、第五代武田长兵卫、外山舍造等实业家刻印，但除了直接或间接受委托刻印外，并未发现更深层次的关系。